從大口環對出海上看復康院2010年攝
從域多利道眺望2024年攝
我是開院後大約五年才轉過來這裏工作的，有時就覺得自己是伊索語言裏面的蝙蝠（但我沒有做牆頭草，只經歷結尾的一部份）。初來這裏時，已經在這裏工作的員工覺得我是一個後來的新人，沒有和他們一起經歷開山劈石的日子，總不把我當自己人，但過了五年之後，新同事卻又會有種把我當成醫管局前機構遺臣的心態。無論怎樣，我也在這裏渡過33年的工作時光。
說到麥理浩復康院當然不能不提創辦人方心讓爵士，他是香港的著名骨科醫生，香港復康會的發起人，人稱復康之父，因為1980年獲頒爵士勳銜，我們都喜歡叫他阿Sir。他為人慈祥不擺架子，總常常掛着笑容。每年的周年聚餐他最喜歡將他怎樣游說港督麥理浩興建這一復康中心的故事說一遍，然後又喜歡拿一些現金和所有員工玩一個猜情尋淘汰遊戲，去找出得獎者，氣氛非常熱鬧。但是平時工作上其實也沒有什麼機會和他有單獨會談的機會。
邀請阿Sir為當時路向新會址開幕，作為顧問我與他同台，但他不知我亦是他復康院的員工。那天剛巧是他侄女安生的生日，但他仍抽時間過來，之後便趕着回去。
除了在麥理浩復康院當一名治療師外，我亦有在工餘時為病人自助組織做顧問。2000年國際展能節及國際會議在布拉格舉行，那一年我也有出席發表一份有關傷殘人士生活質素的調查報告，並與社聯帶領香港代表團參賽。阿Sir身為主席當然也會出席（還有他的妹妹方心淑博士，她也為香港的兒童特殊教育出了不少力，亦是一間弱能學校的校長）。記得在完結後最後一天他們在很大的一個花園舉辦園遊會慶祝，由於人數眾多地方又大，到太陽落山時仍有很多人排著長長的隊未能拿到食物。眾人應都非常肚餓，但阿Sir則仍坐在大會預備的帳篷內，讓其他人先拿取食物。我排隊時便拿了兩碟，然後送了一份到阿Sir跟前。這是我第一次為阿Sir做的小事。由於草地上沒有什麼燈光，阿Sir也認不得我。
園遊會由下午到晚上
方心淑博士也有出席
後來阿Sir中風之後曾經有一段時間就在他創辦的這所復康院來接受復康治療，並在那段時間撰寫了他的回憶錄。經過一輪訓練，他可以用拐杖攙扶行動。由創辦者到服務接受者，他亦有在回憶錄裏記下他當時的觀察及感受。
那段期間我們的部門主管曾經有一次與同事安排一個午餐聚會，並邀請了阿Sir過來。由於那時他的一邊手不大方面，我便又再拿起紙碟為他選了一些食物送到他跟前。這是我第二次為他做的小事。
他出院後不久後我在一個香港大學骨科的學術會議的會場再遇到他，原來那天他在登記處擺設一張枱發佈他的回憶錄，並可為購買者簽名。現在家中的那一本是後來我在書展買的。那天忙着沒有立即買下請他簽名，至今仍覺可惜。
想不到第三次為他奉上的，是一束小黃菊。
在他逝世之後一直很想去拜祭一番，但不知他葬在哪裏。向當時復康會的總幹事修哥詢問，他爽快地說不久將會與方家親屬過去拜祭，會代我問問能否一齊前往。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早前收到修哥的通知我到當日可以到跑馬地墳場集合，他們會拜祭阿Sir 及方心淑博士，我便在灣仔買了一束小黃菊和一束小白菊，向一位君子及優雅的女士致祭。
方心淑博士的喪禮我也有出席，當日有許多她以前的學生也到來吊唁。我的好朋友羅偉祥是一位輪椅人士（見之前的blog）也接受過特殊教育是她的學生，他總是很親切的稱呼她‘方校長’。相信她想不到她的學生除了在藝術、學業上透過她創辦的學校能夠得到優異的成績，還有一些學生能夠在社福界為傷殘人士的平權運動作出貢獻。
方心淑博士家人為了紀念她印製了一本書，那是我藏書裏面最優雅的一本書：淡綠色的樹葉圖案硬皮封面，裏面夾雜了牛油紙及一些布藝內頁，排版亦十分精美。
還記得她過身後阿Sir的女兒當時在有在報章上寫專欄，她記下了她和姨姨的回憶，寫得十分感人。文章內說她至小便叫她做‘娘娘’，但我搞不懂他們的家鄉話是怎樣唸的。那一天到墳場拜祭的正是阿Sir的女兒，談話間她說到方心淑博士便用她至小叫慣的‘娘娘’，那一天我才第一次聽得到這兩個字的發音，但我也不好意思向她說很欣賞她那一篇懷念的文章，免得她以為我是說一些客套的說話。
還記得她過身後阿Sir的女兒當時在有在報章上寫專欄，她記下了她和姨姨的回憶，寫得十分感人。文章內說她至小便叫她做‘娘娘’，但我搞不懂他們的家鄉話是怎樣唸的。那一天到墳場拜祭的正是阿Sir的女兒，談話間她說到方心淑博士便用她至小叫慣的‘娘娘’，那一天我才第一次聽得到這兩個字的發音，但我也不好意思向她說很欣賞她那一篇懷念的文章，免得她以為我是說一些客套的說話。
(文字在圖中模糊，可按此連結至原圖)復康院十周年及二十周年時都曾經舉辦過一些活動。可惜三十周年及今年四十周年也沒有什麼特別。其實只要把復康工作做好，這些慶祝也不是必要的。希望到五十周年的時候這復康院仍然能夠樹立一個復康的好榜樣，不要每況愈下，在創辦人相繼離去之後，以病人為本的復康精神反而不及其他的醫院。
